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地域文化研究十分关注。地域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河洛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中国历史上的主体文化，它既代表了中华文化，更代表了中原文化。河洛文化以“河图”“洛书”为标志，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源性；以夏、商、周三代文化为主干，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厚重性；其影响从秦汉到唐宋以至近代数千年，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性；以人口迁移为途径传播四海，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辐射性。
今天，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无数遍于世界各地的客家人，都自豪地称自己为“河洛郎”，“根在河洛”。这有力地说明，河洛文化是维系和连接包括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的强大精神文化纽带。因此，深入研究河洛文化，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海内外华人华侨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有利于实现国家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和核心
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的黄河奔腾而下，出潼关后与发源于陕西省华山之阳的洛水在河南巩义市交汇。
在黄河、洛水的许多传说中，最有影响的当是“河图洛书”。由其不仅产生了中国元典文化《周易》八卦和《尚书·洪范》，以至后来形成了“河洛”学。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史记·封禅书》又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由此可知，作为一个文化概念，“河洛”既有地域上的意义，又有人文上的内涵。在地域概念上，历史上的“河洛”不仅仅指洛水与黄河交汇形成的夹角地带，而是泛指以洛阳、嵩山为中心的“河南”、“河内”、“河东”等广大地区。这片广袤的沃土是中华先民最早的繁衍生息之地，更是中华文明诞生的源头之地。
1、河洛地区孕育了华夏文明。
中华民族号称是“炎黄子孙”，河洛地区是炎黄二帝诞生和活动的主要地区。《国语·晋语四》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少典是有熊（今河南新郑）的国君，后传位于黄帝，故《通鉴外纪》卷一引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说：“新郑，古有熊国，黄帝之所都。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黄帝时期河洛地区农牧业已相当发达，因而人口繁盛。据《世本》记载，黄帝的后裔颛顼、帝喾以及尧、舜等作为部族首领在河洛地区形成了152个邦国，其后代有875个姓氏，包括了后代遍及全国各地的800多个大姓的百分之九十。
当辽阔洪荒的南苗、东夷、西戎、北胡还处在原始社会的时候，由于农牧生产的先进和手工业经济的发达，河洛地区的华夏人率先进入奴隶制社会，从而结束了社会的“部落”形态而形成了早期国家“酋邦”，进而又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夏王朝。大量确凿的考古资料已经证明，登封的告成就是夏的首都。恩格斯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夏王朝的建立，创造了华夏国家最古老的原生形态，对社会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后，在河洛地区出现了更为成熟的文字、城市、礼制和青铜器，标志着中华文明已经发展到了全新的阶段。
“禹都阳城”、“商都西亳”、“周都洛阳”之后，河洛地区文化更加发达。从史前传说时期到三代期间，河洛地区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多领域中诞生了一大批精英，如黄帝、夏禹、伊尹、傅说、姜尚、周公、老子、庄子、墨子、商鞅、子产、申不害、韩非、吴起、鬼谷子、苏秦、邓析、公孙衍等，形成了儒、道、法、兵、墨、名、纵横等诸多河洛文化流派，并产生了众多的各具特色的典籍，如《诗》、《书》、《易》、《礼》、《乐》、《春秋》等。这些典籍被后人尊称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安身立命之“经”。河洛文化由此逐渐成为强势文化，在其辐射和影响下，“东夷”、“西戎”、“苗蛮”等文化也都很快华夏化。河洛文化东进而齐鲁文化兴，河洛文化南移而楚湘文化昌。 | 
